信仰引领未来--企业软件创业漫谈(9) - 优锘科技

信仰引领未来--企业软件创业漫谈(9)

风将停息在旋转的地方。

树木取消了发芽,转向了根。

老人抢着球,朝镜子里一瞥――

他们重新变成了孩子。

死者将醒来,无法理解。

直到所有发生的事情不曾发生。

多好的安慰!饱经痛苦的你们,能够自由呼吸。

---切斯拉夫·米沃什(1911-2004)

01

中国人做企业级软件产品,好像不太行。

不过,我出生的那个时候,中国人做什么产品,好像都不行。

02

我生于大寒之日,春天将来未来。时值文革晚期,用官方的话来说,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,长辈给我起名“傲寒”,是对我的良好祝愿,希望我能在中国最寒冷的时候,依然茁壮成长。

同一年秋天,顾准病逝。临终前,顾和他的学生吴敬琏有一次长谈,他说:“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,你要待时守机。”

我十几年前看到这段话时,没什么太多感觉,觉得顾准更多是在安慰吴敬琏,让他依然抱有希望。

上个月,偶然的机会,重新看到这段话,忽然明白,顾准是真的看到了不远处中国否极泰来的艰难转身。悲从中来,涕泗长流,不能自已。

03

我是爱哭的人。

大概20年前,去美国,跟着同事旅行,刷张卡就能租车,网上打印地图,四通八达的高速路,处处标准化的小镇,连锁酒店、连锁餐厅、连锁巨型超市,各种完善的设施。某日,车沿太平洋岸边行驶,经过一个普通农家,看到房前飘扬着一面星条旗,忽然,想起大洋彼岸的中国,泪水夺眶而出。

大概15年前,从阿姆斯特丹坐欧洲之星高铁到科隆,坐在宽大的沙发座上,像风一样掠过欧洲大地,明明是紧闭的减速玻璃,但又想起中国,竟然好像被疾风吹了眼,两行泪从红了的眼眶里涌出,心中只有一个念头: “今生在中国是见不到这样的火车了。”

事实证明,是我短视。

04

我刚加入BMC的时候,听说之前几年,某运营商IT管理项目招标,BMC的代理商是零价格中标的,可还向BMC下了单,等于是倒贴。

大不解。为何?

后来才明白,先中标,能进去做,就可以贴着用户干实际项目,好能培养一支队伍,了解用户需求,掌握相关技术,同时,在用户那儿占了一块地盘,后续可以慢慢发展。

交学费,交入场费。

后来,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大,在BMC产品之上做了不少客户化的落地。再后来,某些部分的软件他们开始自己做了。再后来,有了自己的产品,逐渐开始替代BMC的产品。再后来,在客户那里抓住机遇,开始更大的发展。

最后一算总账,学费和入场费,交的值。

05

中国这四十年的历史,何尝不是如此?

从一穷二白开始,招商引资建工厂。刚一开始劳动力、土地、环境、原材料,都便宜到好像白送的地步,贱卖了劳力和资源,白给了土地,甚至,污染了环境,但换来了让几亿农民转成工人,换来了让中国从什么都不会做,到逐渐开始会做点儿东西。再逐渐,越会越多。

比如做鞋。刚开始做代工厂都不够资格,后来,可以给人代工了,OEM。再后来,设计都能学着做做了,ODM。再后来,虽然还是低端,但开始能打自己的牌子了。再后来,像安踏,到意大利把FILA买了开始做高端品牌。最近,据说,还要买PUMA。

饭,是一口口吃的。

高科技产品,更晚些。

06

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,在《日本制造》里写过这么一段话:

“一旦贴上了“Made in Japan”(日本制造)的标签,就会使人产生“品质恶劣”的偏见。我在战后游历了美国和欧洲各国,发现他们对日本产品的印象就是诸如“油纸伞”、“和服”、“玩具”、“杂货”等小商品。

我们之所以采用“SONY”作为公司名,并非为了回避日企身份,冒充洋品牌,毕竟最终还是必须在产品上标明生产国的,但为了不被外国人误认为是粗劣产品,我们确实也不想刻意强调“日货”的身份。

不得不承认,我们起初故意把出口产品上的“Made in Japan”字样印得很小,有时美国海关会命令我们重印。”

07

前不久,和一位马来西亚的合作伙伴聊天,他说:“东南亚正迎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期,其中有巨大的机会。”

“五年后,东南亚的GDP会超过日本。GDP增速,会超过中国。年轻人口的比例,要远高于日本和中国。华人在东南亚经济里,占很大比例。中国有很大机会的。过去,东南亚都把中国产品看做次品,可现在不一样了。”

“怎么不一样?” 我很好奇。

“现在大家觉得中国和美国是一样的。”

“怎么可能?!中国比美国还差得太远了!”我是真的惊讶,更怀疑他是忽悠我。

“真的。甚至某些公司投标价格和美国一样,都很可能会用该公司。”

我默然。也许,真的可能?当年我去美国,主要还是纽约、洛杉矶、旧金山这些大城市,今天,外国人到中国来,主要也是北上广深。看这些城市,真的好像和美国大城市没什么区别,当年在美国觉得新奇先进的那些东西,中国也全都有了。甚至,更新些。

不过是二十年。

和另一个常在美国的朋友聊天,他说:“在美国,除了硅谷,你在哪儿能听到那么多人在讨论创业,讨论创新,挖空心思在琢磨干点儿什么新的事?可在中国,你在北京听得到,在深圳听得到,在上海听到到,你在武汉也听得到。甚至,在贵阳,你也听得到。”

说得夸张了,可关于中国的这段,我也不能说他错。

08

1970年代,钱穆先生在台湾做历史讲座,说过这么一段话:

“记得在四十四、五年前,我尚为一小孩子,那时便常听人说中国快要灭亡了,快要被瓜分了,我们中国就要做印度、波兰之续,被西方列强灭亡瓜分。当时听到这种话,就感觉到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。究竟我们国家还有没有前途呢?我们的民族,究竟还有没有将来呢?我常想这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,其他问题不值得我们再考虑了。 

恰巧在那时, 我读到了一篇文章, 就是梁任公先生的《中国不亡论》。他认为中国是决不会亡国的。我读了这篇文章,无异如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,刺激我,鼓励我;中国还有前途,民族还有将来,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还有其意义和价值。但我在那时一般的悲观空气弥漫局面之下,还不能真切相信梁先生的话。我还是怀疑,中国究竟能不能不为波兰、印度之续,而不被灭亡和瓜分呢? 

当时,我只希望梁先生的话可信,但还不敢真信梁先生的话。因为要能证明梁先生这句“中国不亡”的话,才使我注意到中国的历史。我总想知道一些已往的中国。我常想,我们要知道明天将来的事,总该先知道一些昨天过去的事。这样经过了四十多年,直到今天,这一问题,始终盘旋在我心中。到今回想,这四十多年的中国,也实在依然是黑暗混乱,内忧外患,使人悲观。但对梁先生“中国不亡”这四个字,开始在我只是一希望,随后却变成了信仰。 

我认为中国不仅不会亡,甚至我坚信我们的民族,还有其更伟大光明的前途。证据何在呢?我敢说,我这一个判断,固然是挟着爱国家、爱民族的情感的成分,然而并不是纯情感的,乃是经过我长期理智的检讨,而确实有其客观的证据的。这证据便是中国已往的历史。所以我自己常说, 我此四十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,并不是关门研究某一种学问,而是要解决我个人当身所深切感到的一个最严重不过的问题。 

今天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,在我自己,已像是宗教般的一种信仰。”

今日之中国,是从一百年前,那个人人都说会亡了的中国,走过来的。就身体来说,已经从“救亡”走到“图强”了,甚至,某些部分,已经是强的。但就精神来说,某种意义上说,却还稍微落后于身体一点儿。

最起码,就我自己而言,过去,对于中国人自己,是不自信的。

09

我们办公室里,放了一把四十多岁、年纪和我相仿的老沙发,是我的一位长辈纯手工打造的多功能沙发。

沙发上,挂着制作者自己写的使用说明。

在那个资源匮乏、资讯匮乏的年代,一个铁道科学研究院的电气工程师,靠着东拼西凑的材料,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,就为家人创造出了这样的“奢侈品”。

10

容我套用一句钱穆先生的话:

“我认为中国人不仅可以做企业软件,甚至我坚信未来中国人可以做出优秀和伟大的产品。

在我自己,已像是宗教般的一种信仰。”

其实信仰,不需要更多证据,只要“信”就好了。

信,未来就会发生。不信,未必不会发生,但发生在你身上的机会,微乎其微。

虽然,做企业软件产品,真的很难。尤其难的,是要战胜两个最大的敌人:“贪婪”,和“恐惧”。

下回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