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将停息在旋转的地方。

树木取消了发芽，转向了根。

老人抢着球，朝镜子里一瞥――

他们重新变成了孩子。

死者将醒来，无法理解。

直到所有发生的事情不曾发生。

多好的安慰！饱经痛苦的你们，能够自由呼吸。

-–切斯拉夫·米沃什(1911-2004)

01

中国人做企业级软件产品，好像不太行。

不过，我出生的那个时候，中国人做什么产品，好像都不行。

02

我生于大寒之日，春天将来未来。时值文革晚期，用官方的话来说，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，长辈给我起名“傲寒”，是对我的良好祝愿，希望我能在中国最寒冷的时候，依然茁壮成长。

同一年秋天，顾准病逝。临终前，顾和他的学生吴敬琏有一次长谈，他说：“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，你要待时守机。”

我十几年前看到这段话时，没什么太多感觉，觉得顾准更多是在安慰吴敬琏，让他依然抱有希望。

上个月，偶然的机会，重新看到这段话，忽然明白，顾准是真的看到了不远处中国否极泰来的艰难转身。悲从中来，涕泗长流，不能自已。

03

我是爱哭的人。

大概20年前，去美国，跟着同事旅行，刷张卡就能租车，网上打印地图，四通八达的高速路，处处标准化的小镇，连锁酒店、连锁餐厅、连锁巨型超市，各种完善的设施。某日，车沿太平洋岸边行驶，经过一个普通农家，看到房前飘扬着一面星条旗，忽然，想起大洋彼岸的中国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大概15年前，从阿姆斯特丹坐欧洲之星高铁到科隆，坐在宽大的沙发座上，像风一样掠过欧洲大地，明明是紧闭的减速玻璃，但又想起中国，竟然好像被疾风吹了眼，两行泪从红了的眼眶里涌出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 “今生在中国是见不到这样的火车了。”

事实证明，是我短视。

04

我刚加入BMC的时候，听说之前几年，某运营商IT管理项目招标，BMC的代理商是零价格中标的，可还向BMC下了单，等于是倒贴。

大不解。为何？

后来才明白，先中标，能进去做，就可以贴着用户干实际项目，好能培养一支队伍，了解用户需求，掌握相关技术，同时，在用户那儿占了一块地盘，后续可以慢慢发展。

交学费，交入场费。

后来，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大，在BMC产品之上做了不少客户化的落地。再后来，某些部分的软件他们开始自己做了。再后来，有了自己的产品，逐渐开始替代BMC的产品。再后来，在客户那里抓住机遇，开始更大的发展。

最后一算总账，学费和入场费，交的值。

05

中国这四十年的历史，何尝不是如此？

从一穷二白开始，招商引资建工厂。刚一开始劳动力、土地、环境、原材料，都便宜到好像白送的地步，贱卖了劳力和资源，白给了土地，甚至，污染了环境，但换来了让几亿农民转成工人，换来了让中国从什么都不会做，到逐渐开始会做点儿东西。再逐渐，越会越多。

比如做鞋。刚开始做代工厂都不够资格，后来，可以给人代工了，OEM。再后来，设计都能学着做做了，ODM。再后来，虽然还是低端，但开始能打自己的牌子了。再后来，像安踏，到意大利把FILA买了开始做高端品牌。最近，据说，还要买PUMA。

饭，是一口口吃的。

高科技产品，更晚些。

06

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，在《日本制造》里写过这么一段话：

“一旦贴上了“Made in Japan”（日本制造）的标签，就会使人产生“品质恶劣”的偏见。我在战后游历了美国和欧洲各国，发现他们对日本产品的印象就是诸如“油纸伞”、“和服”、“玩具”、“杂货”等小商品。

我们之所以采用“SONY”作为公司名，并非为了回避日企身份，冒充洋品牌，毕竟最终还是必须在产品上标明生产国的，但为了不被外国人误认为是粗劣产品，我们确实也不想刻意强调“日货”的身份。

不得不承认，我们起初故意把出口产品上的“Made in Japan”字样印得很小，有时美国海关会命令我们重印。”

07

前不久，和一位马来西亚的合作伙伴聊天，他说：“东南亚正迎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期，其中有巨大的机会。”

“五年后，东南亚的GDP会超过日本。GDP增速，会超过中国。年轻人口的比例，要远高于日本和中国。华人在东南亚经济里，占很大比例。中国有很大机会的。过去，东南亚都把中国产品看做次品，可现在不一样了。”

“怎么不一样？” 我很好奇。

“现在大家觉得中国和美国是一样的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！中国比美国还差得太远了！”我是真的惊讶，更怀疑他是忽悠我。

“真的。甚至某些公司投标价格和美国一样，都很可能会用该公司。”

我默然。也许，真的可能？当年我去美国，主要还是纽约、洛杉矶、旧金山这些大城市，今天，外国人到中国来，主要也是北上广深。看这些城市，真的好像和美国大城市没什么区别，当年在美国觉得新奇先进的那些东西，中国也全都有了。甚至，更新些。

不过是二十年。

和另一个常在美国的朋友聊天，他说：“在美国，除了硅谷，你在哪儿能听到那么多人在讨论创业，讨论创新，挖空心思在琢磨干点儿什么新的事？可在中国，你在北京听得到，在深圳听得到，在上海听到到，你在武汉也听得到。甚至，在贵阳，你也听得到。”

说得夸张了，可关于中国的这段，我也不能说他错。

08

1970年代，钱穆先生在台湾做历史讲座，说过这么一段话：

“记得在四十四、五年前，我尚为一小孩子，那时便常听人说中国快要灭亡了，快要被瓜分了，我们中国就要做印度、波兰之续，被西方列强灭亡瓜分。当时听到这种话，就感觉到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。究竟我们国家还有没有前途呢？我们的民族，究竟还有没有将来呢？我常想这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，其他问题不值得我们再考虑了。

恰巧在那时， 我读到了一篇文章， 就是梁任公先生的《中国不亡论》。他认为中国是决不会亡国的。我读了这篇文章，无异如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，刺激我，鼓励我；中国还有前途，民族还有将来，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还有其意义和价值。但我在那时一般的悲观空气弥漫局面之下，还不能真切相信梁先生的话。我还是怀疑，中国究竟能不能不为波兰、印度之续，而不被灭亡和瓜分呢？

当时，我只希望梁先生的话可信，但还不敢真信梁先生的话。因为要能证明梁先生这句“中国不亡”的话，才使我注意到中国的历史。我总想知道一些已往的中国。我常想，我们要知道明天将来的事，总该先知道一些昨天过去的事。这样经过了四十多年，直到今天，这一问题，始终盘旋在我心中。到今回想，这四十多年的中国，也实在依然是黑暗混乱，内忧外患，使人悲观。但对梁先生“中国不亡”这四个字，开始在我只是一希望，随后却变成了信仰。

我认为中国不仅不会亡，甚至我坚信我们的民族，还有其更伟大光明的前途。证据何在呢？我敢说，我这一个判断，固然是挟着爱国家、爱民族的情感的成分，然而并不是纯情感的，乃是经过我长期理智的检讨，而确实有其客观的证据的。这证据便是中国已往的历史。所以我自己常说， 我此四十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，并不是关门研究某一种学问，而是要解决我个人当身所深切感到的一个最严重不过的问题。

今天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，在我自己，已像是宗教般的一种信仰。”

今日之中国，是从一百年前，那个人人都说会亡了的中国，走过来的。就身体来说，已经从“救亡”走到“图强”了，甚至，某些部分，已经是强的。但就精神来说，某种意义上说，却还稍微落后于身体一点儿。

最起码，就我自己而言，过去，对于中国人自己，是不自信的。

09

我们办公室里，放了一把四十多岁、年纪和我相仿的老沙发，是我的一位长辈纯手工打造的多功能沙发。

沙发上，挂着制作者自己写的使用说明。

在那个资源匮乏、资讯匮乏的年代，一个铁道科学研究院的电气工程师，靠着东拼西凑的材料，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，就为家人创造出了这样的“奢侈品”。

10

容我套用一句钱穆先生的话：

“我认为中国人不仅可以做企业软件，甚至我坚信未来中国人可以做出优秀和伟大的产品。

在我自己，已像是宗教般的一种信仰。”

其实信仰，不需要更多证据，只要“信”就好了。

信，未来就会发生。不信，未必不会发生，但发生在你身上的机会，微乎其微。

虽然，做企业软件产品，真的很难。尤其难的，是要战胜两个最大的敌人：“贪婪”，和“恐惧”。

下回再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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